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切实树立这一观念，并努力通过有关制度的设计和完善，防止实行中反仆为主的情形发生。
[29] 参见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法学》1999年第9期。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它特别注意同反革命作斗争。
理解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范含义，还需从整体上把握宪法第135条的内涵，特别是该条最后一个分句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功能与意义。[38]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再一次强调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34]文革期间，党政机关受到全面冲击，公检法被砸烂，政法领导小组也停止工作。而在是否写入三机关关系条款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已经对这一原则做出了规定，宪法没有必要重复规定。[26]1951年5月11日，彭真在向政务院第84次政务会议作的报告《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中明确讲到：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应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逐步建立政治法律委员会（专署、县人民政府有必要又有条件时可在适当首长主持下设立政法联合办公室），负责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署、法院、监委等机关的工作，并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
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不愿意主动撤销案件，而是反复要求检察院复议、复核，最后的结果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通过其他途径向检察院施加压力，最终接受案卷并提起公诉。对于现实中的三机关关系，应当根据宪法和立宪主义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调整。[15]当时，董必武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彭真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在宪法文本中，只有现行宪法第135条明确出现了制约的表述，这显然是制宪者慎重考虑的结果。如果说在建国初期，以配合为主、制约为辅的关系模式有助于高效地打击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那么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之后，阶级斗争的范围和方式都应当相应调整。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时期，三机关依然面临斗争的革命任务，只不过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14]。首先，尽管检察侦查与公安侦查的权力来源不尽相同，但它们所侦查的标的，即犯罪构成的客体，具有一致性和不可分性。
摘要: 我国现行宪法第135条的规定涉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的权限界定问题，其实际运作状况对三机关的职权和职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78年，党的政法领导小组恢复办公，1980年1月24日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并延续至今，恢复和发展了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权和领导方法。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对法院进行监督，因为任何一种公权力都必须有监督。党的总路线提出后，也就更明确了这个方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检察院和法院通过独立履行法定职责，以实现国家刑罚权。在政务院成立政治法律委员会之后，董必武建议省以上人民政府也建立政治法律委员会，其工作主要有以下四点：指导、布置、监督和检查民政、公安、司法、法院、检署等部门等工作。
三机关只要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便能良好的完成法律赋予的职责。双向亦非三机关以数学上排列组合的方式建立直接制约关系，而应强调制约的递进性，即检察院主导制约公安机关，法院主导制约检察院，法院主导三者的制约关系。因此，在法律地位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地位高于政治法律委员会，后者的地位又高于公安部。在外部监督失灵的情况下，出现刑讯逼供几乎是必然的。
尽管我国1954年宪法也赋予检察机关一般监督的权力，但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使法院特别是公安机关有能力对检察院形成制约，这在一定意义上抬高了公安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相应降低了检察院的地位。在现行宪法颁布之前，新中国的历部宪法均没有明确规定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
[6] 董必武：《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以下。构建符合宪政理念的法检公关系，强化法院的宪法地位，强化司法对侦查行为的审查，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5]第二，尽管公安机关在法律位阶上低于法院和检察机关，但由于现实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它在三机关中实际上具有显著的优先地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有领导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权力，以致后者可有可无。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还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初期，审判活动和司法行政是分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并非全国法院管理的枢纽，法院的行政事务都是由司法部管理的，比如第一次司法改革就由司法部牵头进行，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直接联系。[30] 李龙主编：《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21] 张晋藩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28页。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来源: 《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院 检察院 公安机关 。2．异化的关系结构在上述两起典型错案中，三机关之间虽然存在分工，但在监督制约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因此，一体化模式可能有利于指控犯罪，但不利于人权保障。[48]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67]其主要理由有：（1）检警两机关共同承担控诉职能。（三）互相制约是三机关关系的核心价值要求互相制约是三机关关系的核心，正确把握这一原则有助于从根本上协调三者的关系。
同时在这个前提下，对于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也都有明确的划分，使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无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但是从互相制约原则出发，特别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之后，进一步丰富了对公安机关制约的方式和力度，充分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符合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也符合现代司法审查的理念。[20]1967年8月7日，已于两年前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仍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煽动砸烂公、检、法。（一）法检关系：强调法院的独立性和检察院监督的程序性在建国初期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它们与公安机关一道作为打击犯罪的刀把子。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是一种内部循环结构，也不是三机关权力的平分秋色，而是突出三机关各自职权的独特性，体现出两种服从关系：在价值理念上，效率服从于公平，配合服从于制约。检察院是监督机关，不管哪一级官犯了法，它都可以提出来。
上述犯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检察院自行侦查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法律的实施，维护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合法性。[38] 前引﹝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275页。
从权力逻辑和我国宪制体制上说，政法委直接领导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方式还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和空间。（3）检察机关指挥警察具有专业优势。
互相配合体现的是工作程序上的衔接关系。有的地方政法委甚至直接介入案件的具体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特别是以案件协调会的方式统一三机关的认识，代替法定机关作出判断，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与应当由专门机关负责的具体业务工作混为一谈，是既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也违背了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如果发现一审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应当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这份建议报告颇为详尽地阐述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含义：在苏联，刑事案件的起诉一般首先是由检察署进行侦查，检察署认为可以起诉的才向法院提出公诉，由法院依法审理。
比如就分工而言，法律规定的是程序阶段式的结构，每一阶段都只有一个拥有决定权的机关，其它机关的权力（权利）都很小，由此确立每一阶段的权威主导机关，并且充分相信其道德上的自律，能秉公办案，无需其它机关进行制约，进而通过多层次的阶段递进认识，摒除认识上的不足，保证案件真相的发现，从而最终作出公正裁决。公安机关的优先地位不但体现为在三机关中的突出地位，还体现为它对法院、检察机关职权的取代，特别是对检察机关职权的多次取代。
与苏联相比，我国检察机关的权力范围和效力层级要小得多，特别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方面。三机关之间的职能关系不应当是平行的，而应当是起伏的——侦查实施者对检察监督者呈伏势，而检察相对于决定起诉命运的审判呈伏势[51]，处于制约顶端的是审判机关。
同时，1936年宪法第117条和1977年宪法第168条第1款均规定：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的干涉，只服从苏联总检察长。需要指出的是，在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问题。
